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争取在15年或者更短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史称中国社会主义“大跃进”运动就此拉开序幕。

同年，毛泽东主席主持召开成都会议，通过了《关于发展地方工业的意见》。意见指出:“地方工业的任务是为农业服务（这是基本的），为国家大工业服务，为城市人民生活服务，为出口服务。”提出全党办工业、全民办工业的方针，以加速国家工业化、农业机械化的进程，加速缩小城乡差别的进程。于是，在中国广袤的农村大地到处冒烟办工厂。

1958年的中国乡镇企业有一个特定称谓－人民公社的社办企业，其企业性质是公有制下的集体所有制。由于这是一场自上而下举国工业化运动，社办企业发展异常迅速。据史料记载，到1959年，全国社办工业企业发展到70多万个，工业产值超100亿元，占当年全国工业总产值的10%。到1960年社办企业发展到600多万个。可是好景不长，中国遇到了三年困难时期（1961-1962年），出现严重的粮食安全问题，中央提出解散乡镇企业，让社办企业的工人重新从事农业生产。邓小平副总理是此次领导解散乡镇企业的中央负责人，把社办企业从600余万个减少到11.7万个，力度非常大。

1966年5月，中国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农业人口膨胀，农业剩余劳动力激增，毛泽东主席提出“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在此思想指导下，社办企业再次获得发展，其产值不断上升。据史料记载，到1970年社办企业产值达67.6亿元，比1965年增长了38.3亿元。到1978年，社办企业达152万个。

从1958年到1978年，社办企业从事的行业有：粮食转化行业、农副产品加工行业、小型矿业、能源和建筑材料行业、传统工艺编织业、农具制造和修理行业、轻纺和五金制造业以及供出口创汇或为外贸部门加工服务业，基本涵盖了劳动密集型行业。在社办企业上班的人数有2000万人左右。

如果仅从统计数据来看（特别是生产产值、生产行业规模和就业人数），1958年到1978年二十年中国农村工业化运动的确做了不少事情，也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从改革开放之后的官方宣传材料来看，对这场运动基本持否定态度，以至于当下年轻人误以为中国的乡镇企业是从1978年之后才开始出现的。

这些否定的理由都是从结果推导出来的。因为这二十年的农村工业化运动并没有给中国农民物质生活水平带来实质性的提高，农民还是那样的缺衣少穿，贫穷还是那个年代的主要特征。

这些否定的理由中，制度经济学派的观点似乎成了主流观点。他们认为：在公有制下社办企业产权不清，企业的管理者和生产者都没有积极性把企业搞好，以致于磨洋工生产效率低下，浪费严重，企业出现严重亏损需要补贴是必然的（不允许私自倒闭）。这的确也是事实，那个年代的社办企业大部分是不计成本的，也没有利润数值概念，生产成果往往以物件数量统计。

但问题是，为何1978年之后的乡镇企业就能搞好？相比较1958年和1978年国情，两者在经济基础上并没有太大差别，差不多一样穷。1958年的社办企业和1978年的乡镇企业，在所有权制度安排上也没有多大区别，都是公有制下的集体所有制。显然，仅仅按照制度经济学家从所有制角度去解释难以令人信服。企业性质是国有、集体还是私有，并不是企业成败的关键，就拿当下来说，国有企业搞的好的比比皆是，私有企业管理不善、内部腐化破产倒闭也非常平常。

要说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那还是有的：

其一，1958年的社办企业是自上而下的举国行政命令下的行为，当然下面各乡镇公社办社办企业的热情也很高。1978年的乡镇企业，完全是乡镇群众的自发行为，当然政府对办乡镇企业也非常鼓励。

其二，1958年的社办企业的目的是满足社区内的生产生活需要，提倡物物交换，多余部分实行等价交换，允许多余公积（归集体所有）。1978年的乡镇企业，实行自负盈亏，允许破产倒闭，利润可分配（当作奖金发放）。

从以上两点区别，我们不难发现问题所在：1958年的社办企业实质是国家行政单位的延生，并不是真正的企业，1978年的乡镇企业已属于真正意义上的企业。我们知道，企业的终极目标是追求利润，没有利润企业就无法立身。当一个企业以自己生产的产品多少（量）作为衡量成果，那只能称之为生产车间，而不是企业。企业有利润，不管哪种所有制结构，都能生存下去，没有利润，那怕再合理的股权结构，也只能关门大吉。

企业的利润来自何方？只可能来自于市场。没有市场，企业就不可能把生产出来的产品卖出去。只有卖出产品，获得超过生产销售成本的回报，企业才可能有利润，有了利润企业才有可能继续生产经营和发展。企业的发展和壮大，与利润大小密切相关，而利润的大小，又与市场的广度和深度密切相关。

市场又来自何方？有人说，有人就有市场。非也！市场不是天然就有的，它需要人为的去创造。创造市场的就是那些专业有素的商人，没有商人阶层，就不可能有有效的市场。1958至1978年，中国的商人阶层几乎被那个年代的意识形态消灭干净了。没有商人，当然不可能有市场，取代市场的是那个年代特有的供销社系统。供销社系统进行的物资交流不是市场行为，不可能反映商品价格，自然也不可能产生利润。1978年之后，中国迎来改革开放年代，意识形态发生巨大变化，商人阶层重新崛起，首先充当商人角色的是那些精明能干的村干部。在这些精明能干的基层干部带领下，各类专业市场如雨后春笋般的冒出来，市场有了，乡镇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就有销路了，加上旺盛的需求，中国的乡村原始工业化以不可阻挡之势奔涌向前。

市场连接着企业的供给侧和需求侧。供给不可能自动创造需求，它需要市场的引导。商人就好比供给和需求双侧产生化学反应的酵母和催化剂。把时光倒退到1958年，我眼前仿佛出现这样的场景：社员们在车间里挥汗如雨的劳动，厂长在精打细算的管理着各道工序生怕浪费，除了生产出来的产品给他们带来一时的喜悦，却没法换来他们想要的吃穿住行，久而久之，身心俱疲，那个刚开始寄予厚望的生产车间也只发出断断续续的机器转动声……，因为他们知道不管如何勤劳，也只是在做无用功。

当制度经济学家看到“身心俱疲”的厂长和社员在磨洋工时，想当然的认为是因为公有制的产权制度缺乏有效激励造成的，殊不知再好的产权制度安排，如果没有市场，没有利润，能拿什么东西去激励利益相关各方。

因此，在商人缺位的情况下，发生在1958至1978年之间的中国乡村原始工业化运动注定是失败的。1978年之后，伟大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商人阶层重新崛起，商人的地位比中国历史任何时期都要高，中国市场在商人们推动下不断在纵深发展，重新开始的中国乡镇企业，才有可能引爆中国的工业革命，而有效的市场又内生出各种合理的经济制度，使中国的工业化之路越来越顺畅。

温州·宏源

2017年4月27日星期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