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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读书翻番了吗?

文/苏衡东坡

2017年10月,我们国家进入了新时代。

2017年7月,为建行工作19年的我也迎来了职业生涯的新阶段,被组织派往浙江南大门工作。

新环境,新的压力顿时扑面而来,心绪有点嘈杂不安。当一切都安定下来,那颗读书的“初心”又开始蠢蠢欲动起来。除了午夜的宁静,忽然发觉,远离小儿的“烦扰”之后却让我意外多出了清晨40分钟从容不迫的读书时间,真乃幸事啊!看来人挪活是真事。

年初制定的读书要翻番的计划,又像往年一样,如期泡汤。人到中年,读书能力看来只能如此了。好在可聊以慰藉的是,人生阅历的增长,并不只是读书一种途径。

做了一个数据统计,2017年共阅读19本书。

小说四本。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雪漠的《野狐岭》和福罗拜的《包法利夫人》。刘震云的确很“绕”,能让互不相干的人和事绕在一起又能自圆其说,非常人能做到。刘震云说数学不好的不能读北大中文系。从他非凡的“绕功”,的确让我感受到他的数学推理能力,好像他就是一个被写小说耽搁了的数学家似的。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可谓皇皇巨著,翻译过来有1300多页。小说战争场面血腥残忍,分不清好人还是坏人,也感觉不到苏维埃革命胜利的必然性。《静静的顿河》据说是一本在文革允许被阅读的苏联文学名著,陈忠实就深受其启发,也难怪他写出来的《白鹿原》同样看不出某种“必然性”。 雪漠的《野狐岭》构思和叙事比较新颖,但后面写的比较啰嗦。福罗拜的《包法利夫人》是我读小学五年级的儿子被学校要求阅读的小说,我顺手替儿子读了,哈。

诗歌一本。顾城诗选《走了一万一千里路》。现代诗读起来尽管比较浅显易懂,但总觉得少了唐诗宋词的韵味,不大像诗,好像是一句大白话硬是被回车键分成一段段。

杂文四本。李书磊的《为什么远行》、《杂览主义》、《都市的迁徙》和郑嘉励的《考古的另一面》。李书磊对现代小说的城市血缘性进行了“证明”,显示出他非凡的学术功力。他写了挂职青龙满族自治县主管经济副书记的经历,可以感受到他的务实作风、学者高度和家国情怀。他批判余秋雨,可是我觉得他的写作套路很像余秋雨。李书磊一系列对当时很有影响力的著作基本完成于1993年之前,也就是在29岁就奠定了他的学术地位,真不愧为北大少年天才。书中还透露了一个细节,他每遇到空洞无聊的长会,就会默写长篇古文,回去一对照,基本一字不错。当年的年轻教授,现在已成长为中纪委重要领导人,期待李书记为党和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郑嘉励的《考古的另一面》,以一句“我的上班就是上坟”吸引了我,写的又是一些吾乡浙江考古的事情,读来倍感亲切。当下中央台正在热播国家宝藏大型综艺节目,此书可以说非常应景,值得一读。

传记两本。吴晗的《朱元璋》和王映霞的《我与郁达夫》。吴晗的《朱元璋》在毛主席的指导性修改过好几个版本,我读的是未做修改的版本,在此不作评论。读王映霞的《我与郁达夫》完全出于八卦心理,读了之后非常失望,没有找到我想证实的东西。哈哈,当事人当然是不承认的呀!

科普两本。方舟子的《大象为什么不长毛》和丁奇的《大话无线通信》。这两本书颠覆了好多我“想当然”的观点,受益匪浅。方舟子的确有时挺招人恨的,但他的写作能力和查找文献的能力,让人佩服。

经济学著作三本。文一的《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发展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批判纲要》、费里德曼的《美国货币史》和白芝浩的《伦巴第街》。这三本书我都花过功夫去阅读。文一的《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对毛主席时代乡镇企业的失败和邓小平时代乡镇企业的成功进行比较分析,结论让我信服,深感要想经济的良性发展商人、市场和有限有为政府缺一不可,不可偏颇。费里德曼的《美国货币史》和白芝浩的《伦巴第街》这两本书需要对照起来读,方能感知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货币政策工具-存款准备金、公开市场、再贴现等来之不易,是经过多少代的银行家、商人和政客无休止的争吵和辩论才达能成基本共识。感谢这些不朽的学术大师在浩如烟海的“蛛丝马迹”中为我们找寻到经济学科学的规律。

夜已深,回顾一年的读书旅程,感觉还是很有收获的。这几天微信朋友圈被“18岁的我”刷屏,方知我们这一代人已渐老去。但,只要我们多读书,每日更新自己,就能保持健康向上的心态,就可以延缓我们精神的衰老----- 新时代,我还想读书再翻番。

2018年1月1日凌晨 温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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