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苏衡东坡

男人长不出胡子是一件特别糟糕的事情，比长不出头发还要糟糕，但胡子长得太勤快也非常麻烦。对一个在职场打拼的男人而言，为了保持“头子脸”清爽，每天刮胡子已经成了像刷牙一样重要的事情。

自古以来，国人就对“胡子”高度重视。在中国古代，尽管医学只停留在非常表面化的“鸟飞派”阶段，但对长在脸部外表的“胡子”却研究的相当深入。譬如老早就对胡子进行过细分，把长在上唇的称之为髭，长在下唇称之为粜，长在颊旁的称之为髯，长在下巴的称之为襞。并且对胡子的形状也用各类怪癖词加以形容，如虬髯。

当我们这些双巴精光的现代人遇到这些个有关胡子的生僻字，即便有了度娘可以查知，还是觉得麻烦。鲁迅先生年轻时就对自己的髭、粜、髯、襞如何打理伤透了脑经，感到非常麻烦。

三十岁不到的鲁迅从日本回到故乡绍兴，嘴上留着向上翘起的胡子，坐在小船里和船夫谈天。有一段对话让鲁迅感到“没奈何”—

“先生，你的中国话说的真好。”

“我是中国人，而且和你是同乡，怎么会……”

“哈哈哈，你这位先生还会说笑话。”

显然，船夫把鲁迅当成了东洋日本人。鲁迅矮小的身材加上上翘的胡子，在当时世人眼里就是标准的日本人。对矮小的身材，鲁迅无话好说，但对上翘的胡子被人误解，内心感到一大愤懑。鲁迅不同俗人，古书读的多，对胡子形状的演变历史心里是清楚的。他认为，向上翘的胡子（接近古时的“虬髯”）就是中国人的正宗国粹，比如保存下来的宋太宗画像中两端上翘的胡子就是明证，只不过元明清以后国人审美观改变，以自然下垂的长须唯美，上翘的胡子才逐步被边缘化掉而已，但日本人一直保持着以翘为美。让鲁迅哭笑不得的是，上世纪二十年代的一帮媒体文人（要么是日本人的走狗，要么是缺乏自信力的人）居然叫嚣着宋太祖、宋太宗是他们日本人－－历史惊人的相似，现在也有人叫嚣屈原是韩国人。

 现在想想，生活在鲁迅那个年代的中国人的确活得相当屈辱，中国男人连长胡子的自由权利都被剥夺了。为了避免被人说成“假洋鬼子”，鲁迅在《说胡须》写道：“我独坐在会馆里，窃悲我的胡须的不幸的境遇，研究他所以得谤的原因，忽而恍然大悟，知道那祸根全在两边的尖端上。于是取出镜子，剪刀，即刻剪成一平，使他既不上翘，也难拖下，如一个隶书的一字。”

从照片上看，把上嘴唇胡须剪成隶书一字型的鲁迅相当精神俊朗，加上他凝重的眼神，的确有一股子“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味道。

现在的中国人当然可以心平气和、从容便捷地处理自己的胡须，用不着“窃悲”。在鲁迅那个年代的国人心里，胡子形状关乎国格与尊严，但我通过百度追溯人类千年“胡须史”， 窃以为胡子形状、长短更多的关乎于时代的科学技术技水平。

鲁迅处理自己的胡须用的是“剪”。想象着鲁迅先生拿着粗大的黑铁剪刀，沾着脸盆水，对着铜镜，在自己小嘴唇上剪细密的胡须，是多么危险的技术活啊！

还往前追溯，男人处理胡子通常方法用的是“拔”和“烧”，危险系数更高，弄不好就是一脸血肉模糊、惨叫连连。能用到“刮”的服务，在欧洲莎士比亚和牛顿那个年代，是属于贵族和有钱人的专利。对普通家庭来说，有一把铁菜刀就不错了，拥有一把专用于刮胡子铜制刀具就显得相当奢侈。

再往前追溯，在人类漫长的洪荒岁月里，成年男人应该是满脸胡子。当前考古学家兼网红郑嘉励认为，既然众多石器遗址中从未出土过修剪胡子的工具，男人应该是留胡子的，对中学历史课本里下巴光光的北京猿人复原像很有看法。但也有学者认为，上古时代的男人能用石头和贝壳处理胡子。如果果真如此，那“刮胡子”是一件多么恐怖的事情。

1895年，美国人金克﹒吉列发明了现代意义上的剃须刀片，但直到1913年吉列仅卖出168片刀片和51把刀架。一战给吉列刀片带来转机，战争使吉列刀片成了军需品，使那些从未听说过自己动手、天天剃胡须的美国大兵接受了吉列刀片。战后，1917年，吉列刀片卖出了1.2亿片，有2000万人在使用吉列剃刀和刀片。鲁迅写《说胡须》是在1924年，说明那时候鲁迅还没用上吉列剃须刀。鲁迅是那个时代社会高收入人士，可以推测那时吉列剃须刀在中国还属于高档奢侈品。

依本人经验，用吉列剃须刀刮胡子还是相当麻烦，除了非常麻烦的肥皂涂沫之外，划破下巴也是经常有的事情。好在，科技无止境，自动剃须刀应运而生。现在，吾乡温州人生产的飞科自动剃须刀用起来也非常便捷安全。

鲁迅先生如果能生活在中国这个时代，估计再也不用为胡子问题“窃悲”了吧，当然他还可以对其他问题进行他的国民性批判事业。

 温州苍南 2017年12月2日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