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苏衡东坡

按现代普通中国人的物质生活水平标准，古代中国人谈不上富人和穷人的区别，就算富有四海的皇帝，无非是比普通人多了些蓄力和人力的享用。

在现代社会，能成为富人往往是各个行业里的领头羊，他们为这个社会创造了巨大物质财富，也因此获得了丰厚的个人回报，成为富人是社会对他们的充分肯定。这样的富人，腰杆子粗，社会地位高，活得自然也敞亮。但有些所谓的富人，本身并未给社会创造了多少财富，甚至给社会带来危害，但却获得了巨大的个人财富，财富来源相当隐蔽和晦涩，摆不上桌面，这样的富人，自然活得不硬气，甚至被唾弃。

的确，这个世界里富人也有好恶之分也……！

依我之见，好的富人首先是做大了蛋糕，然后个人分得一大块，是对社会财富的帕累托改进；坏的富人并没有把蛋糕做大，却投机取巧，获得一大块，是挤压或剥夺了他人的财富，是社会的负面力量。在一个文明法制社会里，好的富人理应要把坏的富人淘汰掉。我们国家好的富人是越来越多，他们是企业家、科学家、教授、工程师、艺术家……，他们是直接把我们国家财富蛋糕做大的人，他们也是把我们国家物质文明推向更高峰的人。

用马克思的话说，富来自于生产力的提高；用西方主流经济学话语来说，富来自于在各种资源要素约束下尽可能的把生产可能曲线往右上方推动。因此，富人首先是那些生产力发展的直接推动者，这样才是合情合理的富人。

回头看看中国古代的这些富人，总觉得都不是什么好人。学者金观涛在《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认为，中国漫长2000余年封建帝制社会是周而复始的超稳定结构。超稳定结构，言下之意就是生产力停滞不前，并且非常低下。在一个仅仅依靠人力、畜力、田力以及风调雨顺才勉强糊口度日的社会里，富人的出现实际上是一件非常残忍的事情。可以比较武断说，古代中国的富人大部分是凭借对穷人的剥夺或挤压才成其为“富人”的。

但北宋的司马光同学并不这样认为。他反驳王安石道：“夫民之所以有贫富者，由其材性愚智不同。富者智识差长，忧深思远，宁劳筋苦骨，恶衣菲食，终不肯取债于人。故其家常有赢余而不至狼狈也。贫者啙窳（ziyu 懒惰）偷生，不为远虑，一醉之外，无复赢余，急则取债于人，积不能偿，至于鬻妻卖子，冻馁（nei 饥饿）填沟壑而不知自悔也。”在司马光脑壳里，富人之所以富，在于聪明，勤力吃苦，对开支有远虑，穷人之所以穷，在于愚钝、懒惰偷生，胡乱开支。如果按照司马光的逻辑，那么古代中国处处是富人。而事实上，古代中国占绝大多数是聪明、勤劳、节衣缩食的穷人。查阅司马光、曾国藩的家族史，他们家族的崛起和富裕，除了智慧、勤劳、远虑等因素外，更在于其祖上有一个非常偶然机遇，这个机遇对普通人而言，似乎都在说明一个真理“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富”。当司马光祖上有了一笔横财之后，的确有远虑，开始兼并入不敷出穷人的田地，送子弟去读书走仕途，于是就有了挤压或剥夺他人财富的能力。如果说，司马光曾祖父的财富与聪明、勤劳、节衣缩食有一定关系，那么到了司马光一代的财富，可是说与聪明、勤劳、节衣缩食没有半毛钱关系。司马光的穷富观，可以说是相当的虚伪。

今年是鲁迅先生发表《狂人日记》100周年，《狂人日记》深刻的揭示了中国古代社会“人吃人”的本质。司马光，乃吃人者也。

写到这里，我再也不敢说“我祖上曾经阔过”！！！

温州·宏源

2018年5月19日星期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