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苏衡东破

读小学的时候，背诵《泊船瓜洲》，“春风又绿江南岸”，刚刚心理有点逆反的我，觉得王安石是一个爱抠字眼较真的人。读初中的时候，历史书告诉我们，王安石是十一世纪中国伟大的改革家（好像是列宁给的评语）。读高中的时候，背诵文言《游褒禅山记》，“尽吾志也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此余之所得也！”，心智略有成熟的我，感觉王安石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总之，大陆教科书中的王安石个人形象相当正面。

但是，林语堂并不这么认为。林语堂这人特别爱苏东坡，因此也顺带着爱苏东坡的爸爸苏洵。苏洵写了一篇流传至今的文章《辨奸记》，其中的“奸”特指王安石。林语堂的英文传记《苏东坡传》（《The Gay Genius》）,全盘引用苏老爹的原文，可以说把王安石的形象全给毁了，并且在西方世界广为传播。读这本传记，深感林语堂对苏东坡爱之深，而对王安石恨之切，似有一股淤积心中多年要为东坡报仇不吐不快的恶气。

在人类社会里，说人坏话有基本的俗套，在这一点上，民间长舌妇和林语堂、苏洵并没有多大区别。

俗套之一先坏其“容”。传记写道：“王安石的衣裳肮脏，须发纷乱，仪表邋遢，他是以此等恶习为众所周知的。”《辨奸记》用四个字形容王安石“囚首丧面”。对于王安石邋遢臭哄哄的外表，林语堂特意幽默嘲讽了一把：“…肮脏污秽就表示轻视物质环境，因此也就是精神崇高，于是合理的结论必然是：天堂者，恶臭熏天的天使集中处也。”

俗套之二坏其“性”。传记里写道，王安石性格怪异，思想人品异乎寻常：“…徒有基督救世之心，而无圆通机智处人治世之术，除去与他自己之外，与天下人无可以相处。”为了突出王安石的性格怪异，《辨奸记》对其饮食偏好上下了重笔—“食犬彘之食”。

俗套之三坏其“行”。传记里写道，王安石行为方式与常人不同:“…从他二十一岁考中进士，到他四十六岁得势—那是他壮年最活跃的时期，共二十五年—他一直谢绝任命…”，认为其是沽名钓誉的伪君子。《辨奸记》干脆认其为“大奸慝（te）”。

苏洵的《辨奸记》是古代学子常读的文章，林语堂的《苏东坡传》写于上世纪三十年代，是二十世纪世界四大传记名著之一。可以猜想，在解放前大部分的中国人认为王安石是怪人、狂想家、精神分裂者以及邋遢脏乱的天才，不是啥好人。除了梁启超为王安石做过适度平反之外，真正为王安石恢复名誉的是新中国成立之后。

为何王安石的个人鉴定会出现先后如此大的差别呢？问题就出在他极力推出的“青苗法”，一部饱受历史学家、政治家争议和诟病的变革之法。其实从林语堂对王安石的编排看，我不由自主地把王安石同欧洲科学启蒙之时的大数学家联系在一起，在我看来王是一个对万物定律偏执狂般专研的人。如果北宋科举有数学科目，说不定王安石会是一位伟大的数学家。的确，王安石一直沉浸在经济财政金融有关的计算之中，在二十五年“沽名钓誉”的岁月里，王安石一直在反复演算与这个国家息息相关的“经济财政金融”问题。一旦朝廷任命他为“三司度支判官”，一个级别不高但和财政经济息息相关的职位，他就屁颠屁颠的去赴任了，丝毫没有矫揉造作的“婉拒”。“青苗法”就是王安石二十余年反复演算的财政经济变革之法。

“青苗法”被大部分历史学家定性为一部失败的恶法。对这部法的评述汗牛充栋，我不作赘述，只想谈谈其中的“农民贷款法”为何演变成恶法。

中国古代农民日子过得的确不容易，农民是一个风险极高的职业。丰年谷贱，荒年挨饿，农民破产贱卖土地的概率很高。北宋到了王安石生活的年代，国家财政非常困难，农民土地被士大夫阶层兼并的现象非常突出—宋一朝读书人日子过得滋润，基本不用纳税，有钱，最有实力最有意愿兼并土地，这也难怪现在有一部分社会精英鼓吹大宋的种种“好”来了。一到欠年，农民依靠向大户借高利贷买种子现象非常普遍（连种子都被饿坏了农民吃掉了），当时的利率是年化72%，也就是6分利，农民辛苦一年的收获全被这帮大户高利贷者拿去了，而与此同时，国家的税收却很难收上来（读书人大户用高利贷吞并了农民的土地，利用国家优待读书人的政策，把这些土地变成了免税、低税地），北宋朝成两头穷中间富的畸形社会结构暨朝廷和农民穷士大夫阶层富。

在 “沽名钓誉”的二十五年岁月里，王安石也没闲着，踏踏实实在一边远小县当小吏（相当于知青插队落户，王本身来自于优越的官宦家庭），一边通宵达旦专研理论知识，一边最近距离的和农民打交道。他深知农民与高利贷的关系，农民即离不开高利贷，又被高利贷迫害，于是一个国家农民贷款法就在他的心中孕育而成了。

一旦取得皇帝信任，拥有实权，王安石就审时度势开启改革运动，向基层推广农民贷款法。农民贷款法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国家成立专门机构，无需抵押担保给农民提供贷款，贷款资金用于购买种子以及其他急需农业生产物资，利率年化40%。就是这么一个为底层农民的小微贷款法，一经推出，就极大的打击了高利贷市场，既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也使农民减轻了人身依附关系，并且增加了国家收入。改革从来都不会是帕累托改进，既然国家和农民受益，那么士大夫阶层大户们就会受损。当受损的实际利益达到一定边界的时候，士大夫阶层就群起而攻之。士大夫阶层是国家政策的具体执行者，于是就千方百计歪曲农民贷款法。一是改变贷款实需要求，强迫无需贷款的农民接受贷款，二是随意提高贷款利率，增加农民负担，推行到最后，大宋农民人人有国家贷款，并且利率接近当时的高利贷利率。这样一来，国家贷款不良率很高，国家风险大增，国家有效收入不增反降，农民的负担总额也增加了，于是民情汹汹，举世皆指恶法，皇帝嘎然停止农民贷款法。

1976年，孟加拉人尤努斯在国有银行体系内开设格莱珉分行，专门为孟加拉底层深受高利贷迫害的农民提供无担保无抵押的小微贷款。尤努斯创立的格莱珉银行专做底层贫困农民小微贷款，取得了意想不到的结果，既取得了不错的银行效益，也取得了非凡的社会效益。2006年，诺贝尔委员会授予尤努斯诺贝尔和平奖。之后，联合国向全世界推广尤努斯的做法，中国也在各大商业银行成立普惠金融事业部。对照王安石的国家农民贷款法与尤努斯的做法，两者是多么的相似啊，但王安石天才的想法早了整整900年。令人唏嘘的是，王安石却成了千夫所指的恶人……

历史学家经常拿大明张居正的“一条鞭法”与王安石的“青苗法”做比较，因为他们变革的内容差不多，多是经济领域里的事务。大部分历史学家认为“一条鞭法”的改革是成功的，并且认为成功的原因在于张居正比王安石更务实、更有执行力、更有组织力。但我认为，“一条鞭法”比“青苗法”变革的范围窄的多，并且没有涉及金融领域，因此难度系数低得多。从创新的角度看，“青苗法”远走在“一条鞭法”前面，尤其是提出具有现代意义的农民贷款法。正如王安石在《游褒禅山记》中写道的：“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险远”，显然“青苗法”要比“一条鞭法”的改革更加险远。

世人常拿王安石和苏东坡比较，一样的高考状元，一样的唐宋八大家，一样的地方治理政绩斐然，一样的最后政治悲剧，然而后者比前者更受人喜爱。我也喜爱苏东坡，没有其他理由，有趣的人也！

2017年6月18日星期日 温州